不該忘了舒曼我們不敢走近他們，只能遠遠地觀望。1854年2月，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星期一，時年44歲的羅伯特·舒曼(1810-1856)身著繡有花朵的長袍禮服，從杜塞爾多夫的喧鬧街道走到了鎮上那座古老的橋邊，縱身跳進了漲溢的萊茵河。這位音樂家立刻被撈了上來。人們認出了他，誠惶誠恐地把他送回了家。他的妻子克拉拉(1819-1896)幫他擦干了身上的水，安頓他上了床。那個時候，克拉拉正懷著他們的第八個孩子，而且即將生產。克拉拉堅持不肯離去，連續在他身邊守了16天。這之后，醫生們警告說舒曼可能會傷害她，而舒曼也最終同意到恩德尼希(在波恩附近)的一家療養院去接受治療。兩年之后，精神病、三期梅毒以及用以治病的大量水銀奪去了舒曼的生命。葬禮在波恩舉行，人們蜂擁而至，“如同獲悉了一場巨大的災難”。曾受舒曼獎掖的后進、克拉拉的長期密友約翰尼斯·勃拉姆斯主持了葬禮。

　　這是歐洲文化的一個轉折時刻，它象征著浪漫天真時代的結束。同一年，亨利希·海涅也因同樣的原因離開了人世，為這個時代的悲劇性加上了注腳。不論在生活中還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舒曼都是個淳樸的林地少年，被四處伸展的鐵路以及無法遏止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驚得目瞪口呆。他曾經像中世紀的求愛者一樣向童年時代的克拉拉求愛，并不顧她父親(也是他自己的鋼琴教師)的反對，等到她成年就娶了她。克拉拉后來成為了那個時代的第一位女鋼琴家，而他們的愛情卻始終不渝。時至今日，從舒曼靈臺上的那尊雕像我們仍可以看見，她坐在他的腳邊贊美著他。舒曼和瓦格納、柏遼茲、肖邦以及李斯特等人一起在音樂浪漫主義的熔爐里接受了考驗。在1840年結婚之前，他從來沒發表過鋼琴獨奏曲以外的東西。可是，在那之后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他就在克拉拉的幫助下寫出了連篇歌曲集《詩人之戀》，還有那首讓人無法抗拒的《A小調鋼琴協奏曲》。接著他又寫出了四部交響樂、一首大提琴協奏曲(那是后古典時期的第一首此類作品)、一部歌劇、一首彌撒曲、一首安魂曲和許多別的作品。舒曼與克拉拉的愛情歷久彌堅，而他總是對她有一種過分熾熱的迷戀。克拉拉所不知道的是，這實際上是抑郁癥的一種癥狀。舒曼徘徊在激昂與抑郁之間，還時不時地陷入癱瘓般的遲鈍狀態。

　　他的記憶力日趨衰退，因此被趕下了杜塞爾多夫管弦樂隊及合唱團音樂總監的位置。克拉拉又一次懷孕了，而他卻時常陷入痛苦之中。悲劇已經無法避免，克拉拉說：“我所有的幸福都跟他一同死去了。”盡管舒曼的作曲方法還有不少缺陷——舉例來說，奧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就覺得自己必須重寫他的幾段交響樂——但卻從未有人質疑過他在音樂史上的樞紐地位。在交響樂的發展歷程中，舒曼在貝多芬和勃拉姆斯之間擔任了承前啟后的角色;在浪漫曲方面，他又充當了舒伯特和理查德·施特勞斯之間的橋梁。要是沒有舒曼，音樂的發展就會出現停頓。勃拉姆斯對舒曼無比崇敬：其他交響樂作曲家以貝多芬的九部交響曲為追求目標，而他卻推崇舒曼那四部交響曲，并且娶了舒曼的寡婦克拉拉——他說他愛她“勝于世上一切人、一切事物”——使自己陷于不義。

　　英國作曲家愛德華·埃爾加(1857-1934)稱舒曼為“我的偶像”，俄國作曲家拉赫瑪尼諾夫(1873-1943)也把他當作自己的榜樣。意大利指揮家托斯卡尼尼(1867-1957)始終將舒曼的作品作為自己的保留曲目，認為它們本質上十分有趣，在藝術上又十分重要。讓人不解的是，今天所有人都在為莫扎特誕生250周年激動不已，能記起舒曼逝世150周年的人卻寥寥無幾——而舒曼的死卻是音樂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各地關于舒曼的紀念活動寥若晨星，就連離他出生地最近的城市萊比錫以及他最后的居所杜塞爾多夫也不例外。也許我們不該抱有這樣的天真愿望。用長相不堪的舒曼來推銷軟糖絕對不如用莫扎特的效果好，他的音樂也不像莫扎特的音樂那么入耳。莫扎特讓人大賺其錢，舒曼卻讓人聯想到自殺。他的所有作品都涌動著黑暗的潛流，就連《詩人之戀》也不例外——盡管他寫作這些曲子時心情很好。跟所有真正的浪漫主義者一樣，舒曼和海涅都無法把愛與死亡區分開來，他們的悲劇命運在他們如日中天時就已注定。舒曼在愛與死亡之間進行著無比病態的轉換，要想贊美他并不容易。一言以蔽之，舒曼的問題在于瘋狂。